而令我更加想不到的是作者居然能将这支特立独行的乐队和藏传佛教联系到一起，还用了如此博人眼球的题目，心想作者真不愧是藏学界的“标题党”啊。
收入“凤凰枝文丛”的《他乡甘露》，为学者沈卫荣的学术笔谈文集。分为“序说”“藏传佛教”“语文学”“读书”“纪念”等部分。对于蒙元史、藏学、语文学、学术史等诸多问题均有发声，展现了学者本人的治学经历与国内藏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从匈牙利学者乔玛到于道泉先生，藏学研究由起源逐步在中国推广开来。而在大众眼中，它总是披着神秘的面纱。在《他乡甘露》一书中，我跟随沈卫荣先生的笔触，领略国际藏学界的风云际会、诸位大家、各派学说、奇闻异事、学术探究等，管窥沈先生2010-2020年间在藏学、历史学和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其学术旨趣的变化，深受启发，愿与读者分享。
在《他乡甘露》一书中，沈卫荣先生笔下的藏学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宗教、语言、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凭借着对藏学研究敏感的体察与审视，作者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创见，我把它称为作者对藏学研究的“自由裁量权”。
在《休谟的佛缘：发现抑或构建》一文中，佛学还可以被当作疗愈疾病的一味良药。文章讲述因为读了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从而好奇休谟是如何缔结出来一段佛缘的犹太女哲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教授，在知天命的年纪患上了休谟也未幸免的——大约是知识分子的常见病——焦虑症和抑郁症。哲学家大都信奉“我了解什么是对的，但绝不听从它的欲望；我了解什么是错的，但无法舍弃它”这句拧巴的哲学名言，因为他们就是活得特别拧巴的那类人。所以高普尼克并没有遵从医生的药方，以抗抑郁药百忧解（Prozac）中的血清素（Serotonin）成分（身体中血清素含量多的时候，人会比较快乐）来对抗焦虑症和抑郁症，而是通过哲学家擅长的方式，阅读了大量的佛教哲学文献以对抗精神疾患。幸运的是，高普尼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再度找到了曾经迷失的自我，顺利地度过了中年危机，并打开了人生的新境界。我必须得说她以休谟为“药引”精心为自己调配的这剂良药是关于佛学的一大线日，当我第一次看到首发于《上海书评》的《仁波切、莲花生和“性手枪”》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十分讶异作者竟然知道“性手枪”（Sexpistols）这支英式朋克摇滚乐队的鼻祖，因为它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支摇滚乐队。记得大学时期看到过一篇“性手枪”乐队的专访，主唱席德·维瑟斯（SidVicious）的那句“很摇滚”的名言——“我只爱上过啤酒瓶和镜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作者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通过梳理哲学家高普尼克和“性手枪”乐队这两类本与佛学无关的“他者”在藏学研究领域的洞见，拓宽研究思路，同时佐以轻松诙谐、风趣幽默的写作风格，对老生常谈的旧问题做出了新理解和新回答。可以说，作者几十年来对藏学研究驾驭的恰到好处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两篇小文中发挥到了极致。
书中的《为何需要开展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一文，也颇为深刻。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体系，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以修行和悟道为核心，强调内在的精神体验和超越世俗的境界。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人类能通过修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解脱，实现与宇宙的和谐共鸣。藏传佛教是经历了从单向因果过程向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事件网络的因果过程的跨越式发展，这应该也是它能够在西方引起重视和成为佛教科学的一个基础性的事实。而科学，则是人类探索自然、揭示真理的一种手段。它通过观察、实验和推理，不断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和理解。看似截然不同，藏传佛教与科学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它们都试图揭示世界的本质和真相，为人类带来福祉和启示。只是，它们的方法和路径不同罢了。
我们现在的世界完全是被科学主宰的，观念也好，实物也罢，都是由现代科学主导，几乎没人质疑过科学是否是知识的唯一合法来源，是否是我们理解世界和人类存在的唯一方法。作者在文中认为，现代科学是世俗谛，是不了义，而心灵学才是究竟谛，是真谛，是了义。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才慢慢的变成为西方心灵科学成长和壮大的宗教和哲学基础。我理解为，即将特定的科学概念纳入佛教世界观，作为其更新对物质世界理解的一部分，然后再进行两者间深层次的对话。
今天的时代，佛教与科学该怎么样做对话？也许主题应该放在心灵与生命尊严上，对于这两者，佛教有深刻的传统理解；其次要做到将科学世界观中那些具有坚实经验基础的基本要素纳入佛教世界观，并用来应对科学世界观对现实佛教概念提出的挑战，可以让佛教进行“升级改造”。面对科学的批判性的知识结构，我们一定要拒绝封闭和极端主义，或者冷漠和迷茫，而是需要勇敢地去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未来佛教与科学应该有三个不同的关系模式：冲突（矛盾：竞争的关系与互相怀疑）、兼容（极端理解，即佛教=科学或者科学=佛教）、互补（相互尊重与吸收发展），我们该去理解这些关系和模式。
我想我们该以根敦群培为榜样，他在面对现代科学带来的冲击时，能够以谦逊、求知的姿态去学习接纳。他在1938年发表的《世界是平的还是圆的》一文充分说明他的知识结构已然超越了佛教世界世代传承和坚守的大小五明。根敦群培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尚且能够冲破西藏神权政治的桎梏，去追求佛教与科学的平等对话，试问我们在今天又何尝不能放下科学的“傲慢”，去纠正我们对佛教和科学的一些偏见呢？
作者曾游学多国，历时多年，也精通多种语言，热衷并推崇语文学（Philology）——认为语文学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之总和，而最为基础的则是语文能力和对文本的阅读理解。作者在书中说：“语文学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提倡‘语文学式的生活’，即倡导一种理解、宽容与和谐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语文学的精髓在于寻求理解，即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而丰富的意义。若我们能坚持用这种语文学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求对他者、对世界的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明的语文学方式来同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交往，无疑是一种十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一个人只有从不同方面出发去读书、阅人和知世，学会从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设身处地去体会和理解他者发出的信息时，才能成为一位既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又能和这样一个世界同进共退、和谐共处的人。”基于上述理论，作者试图以新的眼光对待语文学文本，在不同语境、角度下审视和诘问语文学文本。
举例说明，语文学与宗教学（藏学）看似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一个探讨语言的结构与演变，一个则侧重探寻宗教层面的研究（神学）。然而，细究之下，这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觉得，中国的藏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良好的语文学训练，这或许也是中西学术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分歧，而语文学恰恰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毕竟，如同陈寅恪先生那样对藏文、蒙文、满文、古回鹘文、西夏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等语言文字都有所涉猎且造诣不浅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作者认为，中国的藏学家中很多人不通晓藏文，或者不懂梵文，又或者不懂英文，要求他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和西方、日本那些接受过长期和严格的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家比拼，十分艰难。今天，慢慢的变多的西方、日本学者所涉及的文献不仅包括英文、日文文献，而且表现出对中国学界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大量借鉴和依赖。国内学界对国际学界的文献整理工作及其研究成果也应重视起来。
作者期待、呼吁语文学的回归，号召更多的有深厚造诣的人文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能够从前文所述语文学的精神和立场出发，从正确读懂和理解文本开始，进行历史的、文学的或者哲学的、宗教的以及思想的研究。
正如作者在回顾与总结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深刻指出的那样，藏学研究应该回到西藏和藏学本身，它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潮和行动影响下的一种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话语和学术建构。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带着批评的精神，来研读藏文文本，观察西藏的历史现实，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西藏之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描述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面貌。
